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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网举行“学术中国 风云对话”之“大变局下的文明：历史与未来”对话会，本次对话会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李红岩致开幕辞，他指出，今天的对话会讨论文明的历史与未来，有其大背景和小背景。大背景下的文明比较研究，至少可以说是从晚清的时候开始的，目的是为了认清中华民族自己的特点、特质。小背景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在现任总编辑方军领导下，创办了“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每年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从学术上、理论上探讨重大学术议题。“学术中国 风云对话”就是为“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的召开预热。
与会学者聚焦世界大变局下的文明问题，围绕“人类文明的类型及其演进”“人类文明的差异与互鉴”“中华文明的价值及其当代意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等问题展开对话和交流。
与会人员合影。吕家佐/摄影
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和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雅讲席教授丰子义指出，中国的发展不仅创造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新道路，而且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从“新道路”到“新形态”，这是从发展到文明的重大转折。他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是人类文明形态的一场深刻变革”展开了深入论述。首先，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是丰富而深刻的，应予以全面的理解和把握。“新形态”意味着对中国道路所蕴含的文明的一种总体概括；“新形态”意味着文明新范式的形成；“新形态”意味着文明仍在不断发展、壮大过程之中，是“进行时”。其次，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遵循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独特文明创造，又反过来会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人类文明的推进与引领。其推进与引领表现在：一是人类文明新形态扩展了原有的人类文明。二是改变了人类文明的格局。三是拓展了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四是导引了人类文明的走向。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合作共赢为价值旨归，为人类文明发展指明了方向。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是基于加强交往与交流，积极推动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重塑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式。五是给人类文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六是重塑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式。
丰子义认为，人类文明是随人类交往的扩大而形成、发展起来的。正是在不断的交往过程中，文明才得以延续和发展。中国文明“新形态”的一贯主张和鲜明立场是：用相互尊重来代替相互敌视，用文明交流来代替文明隔绝。这就不仅重塑了文明间的关系，而且重塑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式。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杨耕指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有两个关键概念：一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二是文明的新形态。他把世界的现代化从宏观上分为两种：内发式的现代化（也叫内生型的现代化）和外发型现代化。内生型的现代化，是指在国家的现代化中，是自然发生的推陈出新的过程。比如欧美的现代化就是这种。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属于外发型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一开始就具有被动抉择的特征。因此，中国的现代化突出矛盾就是处理好两种意识和文明的关系。而解决好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明的关系，其根本在当代中国实践中，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建设。把握好两种文明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会创造一种文明的新形态。基于此，他强调，当代中国改革重要的特征就在于把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个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史无前例的改革。三重社会变革因素浓缩在同一个社会中，它造就了文明新形态：即把市场化从资本主义中剥离出来，把现代化从资本主义中剥离出来，同时和社会改革融在一起，形成现代化、市场化、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
会议现场。吕家佐/摄影
中华文明道路及其当代意义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黄裕生对“如何给中国文化定位”的问题进行了阐述。他指出，今天谈人类文明新形态，重要的一点是怎么理解我们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问题。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且是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比如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已中断。从这个角度看，黄裕生认为，把中国文化定为四大文明古国，是把中国文化拉低了，而不是抬高了，不能够客观理解中国文化在世界史以及在今天的地位和它所承担的某种意义上的世界使命。由此，他提出用本原文化给中国文化定位。
他阐释了本原文化所具有的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觉悟到“绝对”而追寻与“绝对”共在。二是，觉悟到人自身的普遍性而自觉承担普遍性原则。三是，在前两个基础之上，即发现了绝对性和普遍性原则后，进一步的需要是理智理解和独立求知的精神，这就是教育的出现。世界上，真正确立起教育事业的文化民族有：华夏文明、西方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如此之快，重要一点就是中国非常重视教育，这是中华传统最可贵的一个方面。由此，他认为，中国文化应能称为是一种本原文化。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教授梁涛从历史视角探讨了中华文明的道路问题。他从中国历史文明产生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事件“绝地天通”展开论述和探讨。有很多学者对“绝地天通”这个事件对中国文明的路径，或者是发展、产生进行了讨论。梁涛将其归纳为三种解读方式：一是巫术的专业化说，二是宗教的改革说，三是权力的垄断说。他认为，陈来教授利用宗教学、人类学的成果指出，《国语·楚语下》“民神不杂——民神杂糅——绝地天通”三阶论不可信，古代宗教实际经历了“民神杂糅——绝地天通”两个阶段，对“绝地天通”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徐旭生的宗教改革说、张光直的权力垄断说揭示了“绝地天通”的思想意义，但也存在深化和完善的必要。
梁涛指出，“绝地天通”有一个特点是宗教的政治化，它只是对王权提供一种神学的证明，把大众排除在宗教信仰之外，没有给大众提供一种超越的忠诚信仰和一种安身立命的道德动力。随着孔孟儒学的兴起，孔子提出“下学上达”，打破了少数贵族对天命的垄断，为世人和天的沟通提供了一种精神的动力，如孟子讲“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梁涛强调，“绝地天通”的确可以解释中华文明道路产生出的一些特点和内涵，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中华文明道路是在不断发展、不断变革、不断前进的，不能用一点就决定所有。中华文明有它的特殊路径，它产生的过程和西方不太一样，是在不断容纳新的文明成分或者力量。
人类文明的统一性与特殊性
李红岩指出，关于大变局下的文明，应包含两个含义：一是大变局作为当下的世界性的现实，它必然对现有的文明发生影响。二是大变局作为叙事的视角，它让我们站在当今世界的制高点上，对以往的文明生发一些新的认识，产生一些不同于以往的看法。站在人类文明新形态角度来看中华文明，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不是凭空来的，它是从5000年的历史发展当中演变而来的。阐释人类文明新形态，一定要注意不要离开人类文明的大道，不要离开人类文明的规律，一定要把统一性与特殊性辩证的关系处理好，不要以一种倾向来掩盖另一种倾向。要坚持人类文明的统一性这个前提，不能够脱离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不能偏离五种社会形态所揭示的基本规律。
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聂敏里梳理了近20多年来中国思想界文化思潮的内在逻辑，他从现代性、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三个标志性概念，就文明的普遍价值和当代意义论述了他的观点。
通过梳理，他指出，现代世界所确立的主体权利中蕴含着普遍性的伦理法则，构成了现代文明作为第一个具有普遍性质的文明形态的基础。他认为，我们需要为现代文明的这一普遍性质找到它的历史根源，并且依据这一历史根源来对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提出更高的要求。
他强调，我们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期待和展望不是建立在某种主观观念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某种宗教理想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洞察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人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和扩大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造成了世界不断地突破地域和民族的界限，不断走向融合。随着交往的扩大，具有普遍性的文明形态也就是现代文明产生了。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部主任、研究员赵培杰认为，一是关于文明的问题研究。目前，结合“两个大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的还比较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明问题、文化问题有很多重要论述。学界应该把它进一步学理化、系统化、理论化。二是关于中华文明的研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一定不是再现历史上哪个朝代的盛景，也不是复制其他国家曾经的繁荣，而是在继承和弘扬中华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地超越自己，进一步丰富文明的内涵。对中华文明应该作整体性的理解。三是文明和时代的关系问题。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但是我们还应该更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从20世纪到现在，世界上主要有两种制度，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最近十几年，世界可能增加了更多的变量，比如说“东升西降”。总之，中西的文明互鉴和交流，是重构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的希望。
与会专家学者对文明的差异、如何更好互鉴和交流、中国如何认识中华文明的价值、人类文明将走向何方等话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交流和研讨。对人类文明的规律和特殊性、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道路的理想和目标的一致性、道路和文明的多样性、不同文明的互鉴交流等问题达成了共识。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对话会。
“学术中国 风云对话”是“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的常设思想交流分支平台，每次聚焦一个话题，旨在多学科、多领域和多视角的深度对话，集中展示高端思想、前沿理论、权威观点。同时，与主论坛形成互动与延续，为思想理论的传播和发展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