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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跃农
从1935年10月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至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与习仲勋有近三十年血与火的革命同志情。毛泽东更是习仲勋成长之路的导师，他对习仲勋坚持群众路线、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和敢于反对极“左”倾向的立场给予嘉许，对他压担子、给任务和重点培养。
习仲勋更是跟随毛泽东，执行毛泽东、党中央的正确决策。
一、毛泽东到陕北，刀下救出习仲勋——“我相信创建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
1935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摆脱蒋介石的围追堵截，抵达陕北根据地，有了自己的落脚地，实现北上抗日，对开辟陕北根据地的红军将领，毛泽东自然是急于一见。
“习仲勋”——未见其人，毛泽东已经是多见其名。中央红军进入陕北，沿途在村落墙壁和大树上，看见张贴时日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习仲勋”，毛泽东知道了陕北根据地与习仲勋的关系，对他有了初步印象。
习仲勋1913年10月15日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农民家庭，1928年入党，习仲勋等人追随刘志丹，是刘志丹的主要助手，他们共同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上旬，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只有21岁。他在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期间，发行边币，创建学校，还创办了政府机关报《红色西北报》，他以人民为中心，制定的各项政策深受群众欢迎和拥护。因此，边区群众都亲切地叫他“娃娃主席”。
1935年春，陕北、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战争中壮大、连成一片，合并成立西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任中共西北工委领导成员，并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作为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习仲勋的过往工作，客观上为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提供了绝处逢生的落脚点。
1935年9月，陕北“肃反”扩大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县以上干部、红26军营以上干部悉数被抓，把陕北红军领导人为了发展革命力量，分化敌人而采取的争取敌军上层起义，争取中间力量支持红军等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统战政策和策略，一股脑被说成是“右倾投降”。认定，陕北红军中特别是高级领导人中许多人是“反革命分子”。习仲勋当然无法幸免，他与刘志丹等人一起被定为“反革命”，起初关押在王家坪，后来押到瓦窑堡，和刘志丹关在一个旧当铺里，搞“肃反”扩大化的人要习仲勋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刘志丹为首的陕北领导人执行的是“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习仲勋据理力争，逐条驳斥，结果他们又给习仲勋扣上“态度恶劣”“拒不认罪”的帽子，还采取了残酷的逼供手段。习仲勋不屈服，始终坚持主见，决不同意给自己及刘志丹等人扣的帽子。
◆1932年“两当兵变”前的习仲勋。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后，才安顿下来就听说刘志丹、习仲勋等人被抓之事，毛泽东想：一个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又有深厚群众基础的苏维埃政府主席，怎么能够是反革命？立即指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毛泽东还对周恩来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坚持下来，我相信创建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
救人要快，刻不容缓！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商量后，派刚上任的苏维埃国家保卫局局长王首道率领一个中央工作组前往陕甘晋省委所在地瓦窑堡去调查。事实表明，强加在习仲勋等人头上的“罪名”完全是莫须有。调查结果出来后，毛泽东果断地给习仲勋和刘志丹等人平反。
毛泽东率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见一见差一点被杀害的陕北根据地的创建者们。当他见到习仲勋后，十分惊讶，说：“原来你这么年轻。”这一年，习仲勋刚刚22岁。毛泽东和他谈话，谈话中，习仲勋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头脑清醒、办事干练的作风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中央红军到陕北，革命者不分南北，习仲勋从不视陕北根据地是陕北人的自家地盘，始终维护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一些人为了离间中央与陕北根据地干部的关系，别有用心地说：是陕北救了中央。这话对陕北部分干部“很受用”，少数老同志附和议论是“陕北救了中央”。习仲勋听闻坚决反对，他说：“这句话应该倒过来说：‘中央救了陕北’。”习仲勋语重心长地对根据地老同志说：毛主席和党中央长征到陕北前，陕北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围剿”，内遭“左”倾路线危害，许多优秀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在极“左”路线下就摧残完了。如果党中央、毛主席迟到四天，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埋我们的坑都已经挖好了，我们这些人就被活埋了！
习仲勋在被捕后的生死关头，坚持真理，没有屈服，深受毛泽东赏识。党中央、毛泽东对习仲勋不断委以重任。1936年1月，习仲勋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同年6月中央决定，习仲勋参加西征，担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8月，习仲勋受中共中央委派再赴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任中共特委书记、游击队政委。9月，党中央调习仲勋回保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争取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反对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
全面抗战爆发后，习仲勋任中共关中地委书记、公署专员、军分区和关中警备区第1旅政委，1942年7月调任中共西北中央局党校校长。在陕甘宁边区南部的突出地带，习仲勋一直领导关中地区的党政军民，顽强地和敌人进行坚决斗争，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
二、毛泽东充分肯定习仲勋领导边区建设业绩——“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14日，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延安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研究边区历史和现状，解决历史上的是非问题，并决定在这次会议上嘉奖在根据地建设上有出色工作成绩的习仲勋、王震等22位模范干部和生产英雄。
为了使这次表彰有教育意义，毛泽东回到窑洞，挥笔给获奖干部题词，揭示其先进何处，典型意义何在。周恩来、任弼时等站在一旁观看。毛泽东首先提笔给王震写下“有创造精神”五个字，给华池县县长李培福写了“面向群众”四个字，毛泽东沉思片刻，面带微笑地在一幅约一尺长、五寸宽的漂白布上给习仲勋挥笔写下“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大字。上款写“赠给习仲勋同志”，下署“毛泽东”。
闭幕会上，习仲勋从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府主席林伯渠手中接过毛泽东的题词。2月3日的《解放日报》头版全版刊登了西北局奖励22位劳模英雄的相关报道。《向领导经济建设受奖同志学习》的社论中说：习仲勋、王震、马文瑞等所有受奖同志，在执行政策上，在个人生活的切实朴素上，尽是模范，他们不夸不骄，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受奖诸同志职务及主要成绩介绍》一文将习仲勋的事迹概括为：“统一领导关中党政军民，巩固边区，使人民安居乐业发展生产。关心群众，在群众中有威信。在他七年如一日的艰苦领导之下，关中人民生活显著提高，现民众平均每人收麦四石，他在提高劳动力推广种小麦种荞麦方面均有成绩。”
◆1943年2月，中共绥德地委书记、独立第1旅政委习仲勋。
毛泽东的这个题词，习仲勋视为是鼓励他努力改造世界观、以共产党员的高标准更严格要求自己的一面镜子，长期带在身边，有空就拿出来看一看、想一想，对照检查反省。1943年2月习仲勋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米(脂)警备区和独立第1旅政委。绥德是边区最大的一个分区，有50万人口，政治情况比较复杂。调动工作前，毛泽东与习仲勋谈话，鼓励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没有那么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也是锻炼嘛！习仲勋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组织领导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利有理有节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坚定不移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大力支援八路军奔赴抗战前方，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
他经常坚持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总结经验，领导大生产运动，增强了当地的经济实力，为巩固和发展“三三制”边区民主政权作出了很大成绩。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习仲勋抵制和纠正“左”的偏向，保护了干部和群众。1945年6月，习仲勋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同年7月任陕甘宁边区集团军政委，与司令员王世泰率部在淳化爷台山地区反击国民党军进犯。毛泽东要让习仲勋在多个不同岗位熟悉党中央统领全局的工作，不久，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决定，习仲勋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调动前，习仲勋向毛泽东请教，说，长期在地方工作，没有在领导机关工作过，怕难于胜任。毛泽东热情地鼓励他说，正因为你长期在下面，所以才调你到上面来工作，把你调动一下，放在新的岗位，你就得动脑筋了，就得调查研究了，想办法把工作做好。毛泽东的一席衷言，让习仲勋受到鼓舞和鞭策。
三、毛泽东给习仲勋压重担——“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党中央、毛泽东之命，率领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奔赴东北，开辟东北解放区，为解放全中国开辟大后方。在遴选空缺的西北局书记一职人选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当时，习仲勋只有32岁，是各大分局中最年轻的书记，可见毛泽东对习仲勋的欣赏程度。
在这之前，对习仲勋的工作安排，毛泽东曾有过几种考虑：首先随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员王震南下，1944年10月，他曾对习仲勋说，我们不能老是困守在陕甘宁边区，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我想建议你随王震一起南下。没几天，毛泽东又想让习仲勋随高岗去东北，或同陈毅去华东——这都是做副手工作，最后，毛泽东决定起用他任西北局一把手，成为举足轻重的西北局首长。是时，习仲勋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不久，毛泽东告诉习仲勋：“我考虑再三，你还是应该留在陕北，首先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是当务之急。”
“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仲勋当之无愧。习仲勋特别注重抓调查研究工作，他常说，任何革命理论都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教条主义之所以错误，就因为它不问实际情况，完全从本本出发，生搬硬套。他经常召开西北各省、地区工作座谈会，与各种不同人士交谈，提出问题，询问情况，并派人实地调研，及时了解掌握各地情况。在他的指导下，甘肃省工委调查编印了《甘肃回民调查概况》《清水回民调查资料》《回民问题的一般情况》《甘肃番氏（藏民）生活概况》《夏河县少数民族概况》《甘肃西南边区藏民生活概况》《蒙古人》等资料，呈报西北局，这为制定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946年6月，中共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习仲勋。
习仲勋是党的组织路线的坚定执行者。他有针对性地调整了西北局各基层组织的工作班子，选派有斗争经验，熟悉情况的得力干部负责工作，他用人不论亲疏，工作需要就大胆任用，工作搞不上去，打不开局面，就坚决调整撤换，既放手让干部大胆工作，又注意具体指导。很快打开了西北的新局面，陕西先后建立12个跨县区的地方工委和15个县（工委），建立起五支规模不等的游击武装；甘肃先后建立5个地级工委和17个县级工委，各工委都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
习仲勋主导西北工作，对毛泽东的指示坚决执行。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企图彻底消灭中共和其武装力量。国民党军以30万重兵首先对中原解放区发起大规模进攻。王震率领的支队，正向陕甘宁边区转移，毛泽东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就接应中原突围后的王震安全返回边区及打击胡宗南部对边区的进犯等重要问题，在王家坪住地约谈习仲勋，当面征询他的意见，问他王震支队回来的路怎么走，从哪里过渭河？并要他派人接应。这期间，毛泽东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接连给习仲勋亲笔写了9封信，指示十分具体，要求习仲勋派人收集沿途敌军驻防和分布的情况，指示如何开创新的游击区，甚至包括王震支队回到边区后召开群众大会欢迎的事都想得十分周详。
四、毛泽东培养习仲勋增长军事指挥才干——“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
毛泽东认定习仲勋有很强的军事指挥才能。知道他曾协助刘志丹在陕北军事斗争中，多次谋划军事方略。毛泽东对习仲勋非常看重，他有意让习仲勋担任大兵团的军事领导职务，熟悉大兵团作战的指挥。解放战争开始不久，毛泽东提议，让习仲勋担任野战军大兵团领导职务。中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不断对习仲勋委以军事指挥重任。从1947年起，习仲勋历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副政委。
1947年2月，胡宗南部队欲进攻延安，2月10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决定，独1旅、358旅、新4旅、教导旅、警备1旅、警备3旅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习仲勋为政委。
毛泽东转战陕北时，又决定让习仲勋协助彭德怀指挥在陕北的野战军。毛泽东发布命令：自3月17日起，西北野战兵团及边区各部队“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任命彭德怀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不负毛泽东所望，习仲勋协助彭德怀，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带领部队、指挥作战，采取毛泽东制定的“蘑菇”战术，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以少打多、甚至与十倍之敌展开殊死斗争并取得胜利的战争奇迹。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三战三捷，强有力地挫败国民党胡宗南集团的进攻锐气。接着，习仲勋又参与指挥了陇东和三边战役。习仲勋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军事才能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和发挥。彭德怀对习仲勋的军事才能评价很高。毛泽东决定在军事上让习仲勋得到更多的锻炼。1947年7月，中央决定，习仲勋再次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与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西北地方武装和后方工作。
毛泽东还十分关心习仲勋作为领导人素质的不断提高，并谆谆教导。1947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中央会议期间，习仲勋向毛泽东汇报了陕甘宁边区战争、生产和群众情绪等情况，毛泽东勉励习仲勋要认真学习理论，说，你们长期做实际工作，没有时间学习，这不要紧，没有时间可以挤。我们现在钻山沟，将来要管理城市。你一年读一本这么薄的书，两年不就两本了，三年不就三本了么，这样十几年就可以读十几本，不就可以逐步精通马列主义了吗？一个人的经验是狭隘的，它受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要使经验上升到理论，就得抓紧学习，只凭老经验办事，不能适应新形势。
五、毛泽东赞成习仲勋反对土改中“左”倾过激行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
毛泽东很看重习仲勋能够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正确政策和决定。习仲勋有着对事物的敏锐观察力，因深受“左”倾之害，对“左”倾现象的觉察和抵制反对，十分灵敏和坚决。
1947年冬季，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各个解放区兴起了土地改革运动。运动中，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半老区，均出现与新区土改不加区别的现象和过激行为。1948年初，习仲勋在一个月内三次就“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和“按三类地区有区别地进行土地改革”等重大问题向党中央、毛泽东致电，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行为。
◆1947年冬，习仲勋（右一）左起：马文瑞、张邦英、张经武、李卓然（前）、贾拓夫、王维舟、林伯渠、贺龙、杨明轩等在陕北绥德县义合镇。
习仲勋认为，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左”倾形式主义。在1月4日致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中，习仲勋指出，如果按照一般做法本本主义地在老区进行土改，就会犯原则错误，那种认为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观念在老区必须完全改变。他明确提出，“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左’倾形式主义。”他列举了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发生的违犯政策的现象：在辛店贺家石村，民兵吊打地主、打干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拷，弄得人心惶惶。他指出，“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
毛泽东对习仲勋的来信很重视，1月9日作出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华北各老根据地亦应当注意。”
1月19日，习仲勋又就“义合会议”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义合会议，是1947年冬在陕北绥德义合镇举行的陕甘宁晋绥边区干部会议即土改三查会议，会上刮起一股“左”倾旋风。在所谓坚持“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的口号下，发生少数人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产、乱扫地出门的极端混乱现象。更甚者，提出什么“志丹四大家族”，将陕甘宁苏区创建者、群众领袖刘志丹和他的战友马锡五、王子宜、曹力如等的家属，列入土改对象。部队司令员张达志的弟弟被吊打，索银洋。更甚者，有烈士家属被扫地出门。有的劳动英雄因有余粮被当成斗争对象。习仲勋在电文中严正指出：“由于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由于晋绥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他又说：“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以一切破坏得精光。”
习仲勋在电文中，对老区阶级状况，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了科学分析：“在老区，有些乡村贫雇农很少。其中，有因偶然灾祸贫穷下来的。有的是地、富成分下降未转化好的。有因好吃懒做，抽烟浪荡致贫的。”“由他们起来领导土改，就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吓得区乡干部有逃跑的，有自杀的。”他果断指出：“真正的基本好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分贫农中。”
毛泽东于1月29日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不久，中央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老区半老区土改问题的决定》颁发各个解放区。
1949年2月起，习仲勋任西北军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彭德怀）。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后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的西北局工作中，习仲勋领导决策果断，办事扎实稳健，在工作实践中很好地阐释了实事求是涵义。
六、毛泽东十分高兴习仲勋善于运用统战法宝——“如今已经‘炉火纯青’”、“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1949年10月，习仲勋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时36岁，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54岁、朱德总司令63岁、周恩来总理51岁。习仲勋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此时的习仲勋，已经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主要领导人了，年轻而具较丰富的革命经历和领导经验。
1952年初，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面主持西北地区工作。一天，党内一位老同志去毛泽东处，毛泽东正在阅读习仲勋从西安发来的报告——《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这个报告包括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等等，内容丰富，论述精辟，为中央领导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社会复杂的大西北政治改革各项工作提供了经验，给出了一个蓝本。
毛泽东欣悦异常，于是问老同志：“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年轻有为。”老同志讲。在延安时，老同志就听到过毛泽东以此语赞誉过习仲勋。毛泽东想了想，说：“如今已经‘炉火纯青’。”
毛泽东还称赞习仲勋“比诸葛亮还厉害”。说这话是在1952年。这一年7月，习仲勋受毛泽东之命，奔赴新疆，妥善解决了发生在那里的一场民族纠纷事件，稳定了新疆政治形势，使各民族相关地区人物重归于好，和睦如初。同时，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投诚，是习仲勋在西北地区解决众多民族问题中的一个突出工作亮点。毛泽东得知这件事后，在一次见到习仲勋时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夸奖习仲勋“比诸葛亮还厉害”。
◆1948年，贺龙、马明方、习仲勋、林伯渠、贾拓夫、王维舟在绥德。
西北地区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汉、回、藏、维、蒙等十多个兄弟民族，共有2350万多人。同时，那里政治复杂，经济落后。习仲勋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进行。“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这是习仲勋当时解决新疆地区民族矛盾的基本方针。
在西北局工作期间，习仲勋因很好地解决了土改中的政策问题，妥善处理了西北复杂的民族问题，他还是中共党内最早开始关注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的领导人之一，同时也深得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十世班禅和包尔汉的信任，愿意与他开诚布公、交心交流，习仲勋被公认为党内的统战专家，深得毛泽东和党中央器重。
七、毛泽东培养习仲勋中央机关和国务院领导工作经验——“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新中国成立之初，刘少奇考虑到国家进入建设时期，向毛泽东建议将各中央局的书记抽调进京，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毛泽东和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
习仲勋主政西北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政策水平、工作能力和魄力，使毛泽东和党中央更加赏识他。当中央决定调部分地方干部到中央来工作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力量时，习仲勋是被考虑上调中央工作的重要人选，而且，要委他以重任。毛泽东的考虑是：不想让习仲勋局限于地方工作，要把他调到中央来工作，在一些重要岗位上经受工作锻炼，以便提高他在中央的全面工作能力，今后让他担任更重要的职务。来北京前，习仲勋真心实意地向毛泽东反映，按照他的经历和水平，恐怕难以担当起全国文教宣传的工作。毛泽东说，蛇，看起来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应手，关键在于真正谦虚地摸到事物的客观规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
习仲勋出任中宣部长，毛泽东与有关人士专门有一次谈话。1951年初秋的一天傍晚，林默涵同胡乔木在中南海湖水中划船休闲，看见毛泽东坐在湖岸藤椅憩息，他们将船划拢岸边，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1952年9月，习仲勋当了中宣部长后，同时兼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当时，习仲勋38岁。以这个年龄主持中央一个十分重要部门的领导工作，在建国初期是不多见的。1953年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仲勋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在文学艺术界引发热烈反应，受到艺术家们交口称赞。他说，一个作家进城几年不出作品，作家本人有责任，但是，党的领导者也有责任。党的领导应为作家创造条件到群众中去。对有些作品只要不是基本立场观点上的错误，就不能完全否定，即使是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也要耐心帮助，反复修改，而不是乱打岔子，夸大缺点，使作家无所适从。文艺批评也要有高度的批评艺术，批评得恰到好处，而不是倾盆大雨，狗血喷头，结果弄得不欢而散。他反对上纲上线，扣帽子打棍子，不实事求是的批评。习仲勋主持中宣部工作并主抓教育工作后，制定了“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正确指导了建国初期的文教工作。
◆1949年夏，在西安第一野战军、一、二军部分领导，左起：李井泉、贺龙、习仲勋。
习仲勋是懂文艺规律、尊重文艺家的内行领导人。他对作家、艺术家的甘苦深知入微。他在任西北局书记时，就积累了与文艺界交往、并正确领导的充分经验和人脉。他曾亲自领导了由30年代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编导的、以英雄吴满有为原型创作的《劳动英雄》电影故事片，对著名京剧艺术家尚小云、著名豫剧艺术家常香玉、陈素贞和著名秦腔演员王天民等，在政治上关心，艺术上帮助，生活上关怀，嘘寒问暖，无微不至。对常香玉抗美援朝中捐赠一架飞机的爱国主义行动，热情支持，充分肯定和鼓励，并做了具体安排。对诗人柯仲平在创作陕甘宁革命史诗和作家柳青创作《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对杜鹏程创作《保卫延安》等，都给予支持、帮助与鼓励，有关创作条件上的困难和问题都一一加以解决。
◆1953年1月，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54年3月23日，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图为委员们合影，前排左起：黄炎培、郭沫若、彭德怀、陈云、周恩来、宋庆龄、毛泽东、刘少奇、李济深、张澜、董必武、沈钧儒、何香凝，后排右一为习仲勋。
因此，毛泽东提议让习仲勋担任政务院重要领导职务。1953年9月，习仲勋任政务院(后为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1958年夏季的一个上午，毛泽东专门约习仲勋到中南海游泳池，利用游泳休息时间，对习仲勋进行了语重心长、推心置腹的长谈，鼓励习仲勋更好地工作。
◆1954年5月28日， 习仲勋陪同毛泽东接见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代表。前排左起：徐特立、习仲勋、林伯渠、朱德、毛泽东、刘少奇、吴玉章、邓小平。
1958年秋，周恩来委派习仲勋率领工作组至西北考察，习仲勋不是走马观花，而是细察真情，力解难题，对西北工作中的干部瞎指挥搞“大跃进”以及敦煌一县一公社、十包（衣食行、生老病死、入托上学）等做法提出严厉批评，他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但最大最公，也不能大到一县一公社，也不能公到十包全供，不能由集体所有制一下子变成全民所有制，更不可能从社会主义一下子跳跃进共产主义，不能用按需分配代替按劳分配，生产关系的发展不适应生产力水平，其结果只能是破坏生产。
1959年，当得知党中央在考虑新一届国务院组成人员、拟安排他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他心情难以平静，给毛泽东和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不安，自责工作没有做得很好，他写道：我仍乐意在下届国务院谨守原来工作岗位，多做些工作，做得更好些。特恳请中央考虑，新提名的副总理中把我除名。
1959年4月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任命习仲勋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直至1962年10月被康生借小说《刘志丹》诬陷构“罪”而去职。期间，他一直辅助周恩来处理国务院工作。这使他熟悉了中央工作，全面工作能力进一步提高。习仲勋在国务院担任副总理和秘书长，前后长达十余年。一向对工作要求极为严格的周恩来，对习仲勋的工作也甚为满意，许多重大问题直接交给他处理。
即使在“文革”最困难的时候，在洛阳工厂劳动时，习仲勋也没有动摇过跟随毛泽东的步伐，坚决捍卫毛泽东和党的权威，对党领导人民开创社会主义光辉前景从没有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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