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贵州毕节出发，再行驶90公里的路程即可到达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威宁”）。对于学者汪三贵来说，10年前，他开始辗转在这90公里之间，从事乡村调研工作。彼时的威宁，山脉相连，村寨之间互不相通，90公里的路程转两趟火车、历经5个小时才能到达。
但让汪三贵欣喜的是，随着近10年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的推进，威宁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县完成了脱贫工作，通了高速，村落之间也有了具备行车条件的硬化水泥路，90公里的路程现如今只需要驱车一小时就能到。汪三贵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就着手研究扶贫问题。用他的话来说，他参与并见证着中国乡村事业的发展。
2020年底，中国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乡村建设工作正式迈入振兴阶段。在汪三贵看来，乡村全面振兴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和必经之路。他向《中国报道》记者表示，对于广大农村地区来说，只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才能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的步伐。
△ 近年来，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积极推进“村屯光亮工程”，在广大农村地区竖起一盏盏太阳能路灯，将大苗山村村寨寨的夜色点亮。
脱贫攻坚完美收官
“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今年6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邓小刚总结道。在介绍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有关情况时，邓小刚指出，这10年，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从量化指标上来看，脱贫地区发展能力明显增强，每个脱贫县都打造了2—3个特色鲜明、带动面广的主导产业，行路难、用电难、通信难等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33项过渡期衔接政策出台实施，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帮扶机制全面建立，确定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并继续倾斜支持，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邓小刚介绍，脱贫人口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全部实现不愁吃、不愁穿，全面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和饮水安全有保障。最新的数据显示，这10年来，共2.8亿农村居民饮水安全问题得到解决。到2021年底，全国共建成农村供水工程827万处，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了84%，比2012年提高了19个百分点。困扰良久的农民“吃水难”问题已成历史。除此之外，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粮食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邓小刚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稳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愈加夯实。粮食产能稳定提升，10年再上一个千亿斤新台阶，2021年产量更是创历史新高，达到13657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83公斤，高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粮食安全线。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教授张琦在采访中向记者指出，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是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共同挑战。打赢脱贫攻坚战，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最好回应。脱贫攻坚战开始之前，汪三贵和团队曾去四川凉山、贵州威宁、云南怒江等地调研。“有的村三分之二的孩子没有学上，有的孩子冬天没有鞋穿，家里没有吃饭的桌子，甚至没有充足的口粮。”从小熟悉农村环境的汪三贵对眼前部分村落的贫困程度感到惊讶。2018年，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开局之年，也是精准扶贫的关键一年。汪三贵再去调研时，原先深度贫困地区有了“惊人”的变化，基础设施有了明显改善，村里有了幼儿园，还建了标准的村卫生室。“消除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是全面小康的底线任务。”汪三贵告诉记者，过去10年间，乡村发展有了显著的成效，脱贫攻坚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乡村振兴缓解相对贫困、缩小收入差距。他指出，202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4.83万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1.71万元，前者是后者的2.56倍，相较于2009年的3.11倍大为改善。绝对贫困的消除也意味着乡村建设进入了振兴阶段。早在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就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次年1月，乡村振兴战略正式实施。汪三贵告诉记者，2015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脱贫攻坚正是以此为起点，到2020年结束，用时6年；从2018年开始的乡村振兴，计划到2050年结束，需要32年时间。在他看来，乡村振兴势必是一场更为艰难的持久战。
△ 9月29日，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古城镇农民驾驶收割机收获水稻。
乡村振兴开局良好
据邓小刚介绍，过去10年，我国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实现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这10年里，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70%，全国95%以上的村庄开展了清洁行动，各地区更立足实际打造了5万多个美丽宜居典型示范村庄。在收入水平上，202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931元，比2012年翻了一番多。张琦认为，现在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和扶贫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他指出，2020年脱贫攻坚战的完美收官为乡村振兴的开局打下了良好、扎实的基础，原先整体较为薄弱、经济条件脆弱的贫困乡村，实力也有了提升。张琦告诉记者，“十四五”期间，实施乡村振兴以及城乡融合的基础在于有效地巩固脱贫成果，这样建立的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或许会更加顺利。“2020年后脱贫攻坚目标完成后，贫困依然会存在。”张琦坦言，虽然中国解决了绝对贫困，但贫困问题仍会有，只是在新阶段贫困表现形态和方式有所差异。而要增强脱贫成果的可持续性，巩固是前提和基础。张琦说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衔接是重点和难点。数据显示，2012年至2020年间，中国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近1.6万亿元。今年3月，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等部门联合发布指导意见，全国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定调1650亿元，同口径较去年增加84.76亿元。在完成脱贫攻坚战之后，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是防止返贫。2021年以来，中国聚焦重点群体，各地相继建立了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对纳入监测范围的帮扶对象，采取强化低保等综合性社会保障措施。国家乡村振兴局数据显示，全国近70%的监测对象已消除返贫致贫风险，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张琦告诉《中国报道》记者，消除绝对贫困后，中国设立5年过渡期，继续实行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四个不摘”政策，为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打下坚实基础。汪三贵也向记者表示，一方面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脱贫后仍有因自然灾害风险、市场风险、人身意外等各种风险返贫的可能；另一方面，脱贫攻坚期间未被纳入帮扶对象，但收入水平仅略高于贫困户的边缘户也存在因各种因素致贫的可能。汪三贵介绍，从乡村振兴的内容来看，主要包括产业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人才振兴、组织振兴五类。他认为，为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需要从脱贫攻坚的实践中找到可借鉴的经验，以此来更有效地制定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他以产业振兴为例提出，首先，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产业衔接，需要在帮助贫困人口实现产业发展和稳定就业与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做大做强方面寻找平衡；其次，需要做好科学的产业布局规划，在出台鼓励新型经营主体发展产业的同时，充分借鉴产业扶贫的经验和模式，建立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可长期受益并有利于能力提高的利益链接机制，要避免乡村振兴的产业扶持政策只惠及龙头企业和能人大户、违背缓解相对贫困的乡村振兴目标。记者注意到，此前在脱贫攻坚阶段，采用的驻村书记帮扶工作制仍得以沿用，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上台阶、乡村全面振兴见实效提供有力支撑。国家乡村振兴局此前公布的一组数据中显示，截至今年5月，全国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轮换顺利完成，18.6万名驻村第一书记、56.3万名工作队员全部选派到位，驻村帮扶已作为一项长期性制度安排，让人才效能在田间地头得到发挥，为脱贫地区巩固脱贫成果保驾护航。
△ 4月14日，农民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煤山镇一生态果园内劳作。
共同富裕的下一步
乡村振兴顺应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必由之路。受访专家普遍强调的一点是，“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不同地区、不同人群要实现同时、均等富裕。记者梳理发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2035年目标和2050年目标，都对“共同富裕”目标有所提及。其中，到2035年的目标提出，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2050年的目标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汪三贵曾在公开的撰文中针对我国“大国小农”的国情作了详细论述。他指出，我国是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国家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是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短板，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瓶颈。他向《中国报道》记者表示，“大国小农”会在中国长期存在，如何实现现代化、缩小地区和城乡差距是未来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推进过程中亟待考虑的问题。研究收入分配专业学者、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介绍，共同富裕包含着两层含义：富裕和共享。富裕即居民收入提高、财产增多、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共享则意味着居民收入差距、财产差距、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缩小。李实告诉记者，收入、财产、公共服务水平这三个基本要素构成了共同富裕的标准。汪三贵也提到，目前我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这是总量富裕的体现，而非共同富裕。他指出，共同富裕必须考虑如何向所有人分配，大家能共享发展成果，而这是一个需要逐步实现的过程。他表示，现阶段中国仍存在着“三大差距”，即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居民收入这差距。值得注意的是，近10年来，针对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各地区、各部门之间都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措施。汪三贵坦言，通过初次再次三次分配中的不同机制，合理的分配制度得以完善，结合高质量发展相关的一系列分配制度改革，我国的橄榄型分配格局也在逐步形成，收入差距逐渐缩小，这些都为共同富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李实的分析里，当前乡村发展的关键之处在于城乡融合。他向记者指出，城乡融合不是单向的要素流动，要形成双向流动，乡村需要大量资源流入，城市也要积极向乡村汇入资源。在他看来，眼下，盘活农村土地就能成为“双向流动”的重要推力。多位专家都向记者提到，缩小“三大差距”、城乡融合以及乡村振兴，都是长期性的目标。张琦说，长期目标需要长、中、短期相结合，在政策制定和措施落实的过程中要稳步推进，不能急于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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