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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精选
达尼洛·图尔克（斯洛文尼亚前总统、世界领袖联盟主席）：俄乌冲突可能发展成俄罗斯与北约的全面对抗，导致全球规模的灾难。因此，要尽一切努力通过对话、协调、斡旋等方式，帮助各方找到和平解决方案，恢复世界和平。世界需要一个现实的全球安全方案，以多极化为基础，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为准绳。需要解决一个十分关键、紧迫，且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即：如何通过和平方式处理大国乃至各国间的利益分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是建立真正有效对话的好方法。应建立具有包容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的安全框架。
谢尔盖·格拉济耶夫（欧亚经济委员会一体化和宏观经济部部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我们需要在国际规则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一揽子货币的基础之上，一个公平的机制，不仅要以广泛的国家利益为基础，也要以大宗商品为基础来保障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避免货币被政治化、武器化。
翁诗杰（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原副议长、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美国军工复合体资金日益充沛，源源不断的武器流通支配着当今的世界秩序。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安全倡议正当其时，这为世界提供了应对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现实解决方案。“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的重要性在世界范围也日益凸显。全球安全倡议强调“安全不可分割的原则”，与《欧洲安全宪章》相呼应。如果只考虑一个国家单方面的狭隘利益，任何单一的条约都不可能有效阻遏军事冲突。要避免冲突，就必须公平解决所有相关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全球安全倡议不应被单独解读，应同“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联系起来。简言之，这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崛起大国向国际社会提出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让世界成为一个更安全、更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家园。
马丁·雅克（前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高级研究员）：美国的衰落、新冠肺炎大流行和气候变化是一杯“难以下咽的鸡尾酒”。美国正在想方设法让中国脱轨，恐怕更糟的事还在后面，甚至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将来也会被当做较量的“正当”手段。
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傅小强副院长代为宣读）：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是对上述安全挑战的有力回应，我们需要真正践行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抗疫合作和经济复苏，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聚焦世界和平和发展，用发展的眼光和办法解决问题，为世界大变局寻找行稳致远的共同航向。
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最近俄罗斯提出把卢布和天然气挂钩，我们称之为“天然气卢布”或者“基础产品卢布”，这是革命性的。货币（Currency）这个词在汉语中由两个字组成，一个是“货”（Goods），一个是“币（Money）”。俄把“货币世界”（Currency World）变成了“货与币的世界”（World between Goods and Money），即俄有“货”，西方有“钱”，却买不到东西。这对整个非西方世界具有巨大的思想解放意义，因为美国已经毁坏了旧经济秩序的基础，即所谓“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你买我的国债是最安全的”“SWIFT是公共产品”，并将其全部武器化。既然美国不要此秩序，我们还要它作甚？非西方世界对此有高度共识。
赞米尔·阿万（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让很多发展中国家身处困境，因此我建议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根据亚洲的实际帮助遇到困难的国家，并使亚洲具备和西方社会相抗衡的能力，应是不错的解决方案。当前，加强对话团结，实现和平发展很有必要，全人类都有追求和平与互相尊重的权利。联合国宪章必须得到尊重和维护，并在更多层面上加以落实，单边制裁尤其是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有百害而无一益，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陈文玲（中国国际交流中心总经济师）：现在要有非常明确的态度。世界应进入“静默期”，人类应进入“反思期”，反思影响世界和平发展的罪恶来源。引发世界动荡、不安、分裂甚至战争，最根本的原因是当前一些国家的霸权思维、冷战思维、零和思维，还有旧石器思维。有些人的思想不是停留在19世纪，而是停留在旧石器时代。
穆罕默德·萨奇布（印度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秘书长）：这场斗争是东西方世界的斗争，西方世界持续向中东、非洲和亚洲施压。目前为止，西方世界的施压行为并没取得预期效果。欧洲、美国或北约需要一个锚点，一种强大的支持力。印度、中国以及一些其他亚洲、中东和非洲的遇到相似压力的国家都是彼此重要的伙伴。和平不能听从西方指令获得，和平必须要通过互相尊重、独立自主、协商对话来实现。
朱锋（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当前国际政治的权力架构，是基于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主义、缺乏平衡的权力架构。中国关注的不仅是未来大国竞争，更是14亿中国人的未来。中国真正关心的是如何继续发展，如何与世界融合得更加紧密。
李永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研究所所长）：中国确实在全球化过程中受益，但中国也为世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顺应历史潮流和符合各国人类的发展理念。为了共同发展和应对挑战，各国应该摒弃私利。同时还要强调，我们不怕道德绑架，70年前不怕，40年前不怕，现在也不怕。想通过制裁实现目的，那是不了解中华民族的抗压能力。
马塔（智利安德列斯贝洛大学拉美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前智利驻华大使）：国家间的互相联系或彼此依赖是经济发展的核心，也是全球未来的发展趋势。在贸易领域，美国不能滥用自己的市场地位，不能靠掌握一些关键知识、关键技术和产品去破坏他国的发展和安全，安全是相互的，发展也是相互依存的。美国也必须按照这一原则来行事，减少在亚太区域挑起事端的做法。独立自主、互相依存是21世纪的关键词。
李自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所长）：解决疫情和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最大的关键点就是要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种愿望，也不是一种远景，而是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现实需要。构建一个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关键在于人人都要遵守所有的规则，没有例外。所有军事集团存在的前提就是要寻找敌人，而北约这种寻找敌人、塑造敌人恰恰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约翰·科顿（加拿大多伦多大学G20与金砖国家研究项目联席主任）：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共做出2832项具有政治约束力的集体承诺，遵守承诺的总体平均比例为71%。中国对承诺的遵守远高于标准，承担了超过其公平份额的负担。例如，在关键基础设施方面，中国90%的履约率远高于二十国集团国家78%的平均水平；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方面，中国75%的合规率远高于二十国集团国家仅68%的平均水平；在金融监管方面，中国79%的合规率，超过二十国集团国家76%的平均水平；在健康方面，包括应对埃博拉病毒和新冠病毒大流行，中国77%的履约率超过二十国集团国家72%的平均水平；在当前区域安全的核心议题——能源方面，中国履约率达76%，超过二十国集团国家70%的平均水平；在和平与发展的关键议题——犯罪和腐败方面，中国69%的履约率超过二十国集团国家62%的平均水平。
皮特·凯尼格（世界银行前高级经济学家）：联合国应响应习近平主席关于和平协商解决争端的提议，超越西方和北约利益，承担起促进和平的角色。然而，全世界包括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机构都在保持沉默，容忍北约的这种直接干预，甚至更糟糕的是在鼓励着这样的干预，沉默无法带来和平，只会将世界置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境地。
我们必须要在目前西方主导的法币体系之外，建立起公正的国际货币政策，必须抛弃当前由西方主导的垄断性SWIFT机制，各国间通过加权平等的方式，建立起一个以各国的经济为支撑的公正的主权货币体系。要实现世界和平，必须从当前西方经济秩序向多极化经济秩序转型。不能随意对他国进行制裁或窃取他国的外汇储备，不能通过经济胁迫干预主权国家的内政。中国倡导的全球化，应该是通过贸易、合作，以及思想交流和文化、教育活动，实现民心相通，让各方互学互鉴。
穆斯塔法·穆罕默迪（伊朗中国友好协会青年委员会主任）：当今世界发展既不充分也不平衡，一个国家越强大就拥有越多资源。均衡发展对和平至关重要，而非均衡发展则是和平的主要障碍。必须重新思考全球化及其意义，迫切需要能在更本地化视角下促进均衡发展的全球化，让每个人获得各种意义上的真正和平。
蕾吉雅·莫拉·科斯塔（巴西圣保罗商业管理学院教授）：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安全倡议，致力于实现合作与可持续安全的愿景，维护世界和平和各层次安全，有助于各国建立共识，促进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必要改革，带来国家稳定，进而实现繁荣。如何协调全球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是核心问题，因为这对于进一步推动全球增长至关重要。
